《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自然人死亡的，其近亲属可以为自己的合法合法利益，行使本章规定的查阅、复制、更正、删除死者的有关个人信息的权利。当然，如果死者在死前有其他安排，那就从他那里安排。那么，怎样继承近亲属个人信息呢?具体情况赶紧跟着小编一起来看看吧!
《法》第四十九条解释
本条实际上规定，死者近亲属享有死者个人信息等同于死者生前享有的个人信息权，包括《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四章规定的查阅、复制、更正、删除等权利，与死者本人享有的权利性质本质上没有实质性差异。具体来说，近亲属行使这些权利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首先，行使的目的应仅限于“近亲属为了自己的合法和合法利益”。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利益仅限于近亲属本身，包括但不限于近亲属对死者的记忆，以及近亲属不希望死者的个人信息在平台上流动。根据民法典，自然人的民事权利“从出生到死亡”始终保护着近亲属的“利益”，而不是直接保护死者死后的个人信息权。
第二，行使范围应限于“死者的相关个人信息”。在商业实践中，由于平台用户之间的互动和平台用户发布的网络信息可能包括第三方个人信息、亲友信息等非个人信息。因此，近亲不能主张这种非死者个人信息的权利。同时，结合《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立法目的，保护个人信息的目的是促进数据流，而不是限制数据处理。这里的“相关性”不应该广义解释，而应该解释为“直接相关性”和“密切相关性”，即第三人可以通过这些信息简单准确地识别相应的自然人。
第三，行权的例外是“死者另有安排”。由于死者安排了个人信息的处理，法律尊重和保护了死者的生前利益，因此以“死者安排”作为处理死者个人信息的首选。
死者近亲属主张个人信息权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了死者近亲属可以行使的个人信息权，但没有明确规定这些权利的行使方式。从文义解释的角度来看，只要没有“死者生前另有安排”，死者近亲属行使这些权利的方式应该与死者本人没有什么不同。
但从立法目的来看，《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四十九条之所以作出这样的规定，是为了保护死者近亲属的“合法合法利益”，这与直接保护死者个人信息权益仍存在一定差异。前者主要以近亲属对死者的记忆等精神利益为限，后者主要以平台用户独立决定个人信息处理方式为基础。这种微弱的差异导致行权方式存在明显差异: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尽可能保护平台用户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的权利，确保平台用户能够在充分知情同意的基础上独立决定个人信息处理方式，其业务流程和技术措施应以最优化的方式实现死者的个人信息权利。
相对而言，由于近亲属不能像死者一样“独立决定”个人信息处理的所有事项，因此个人信息处理者只需要提供业务流程，以满足“保护近亲属的合法和合法利益”，而不需要以最优化的方式提供。
首先，在咨询权层面，个人信息处理者需要以账户背景信息查阅登录的最直接方式为死者提供咨询路径。但对于死者的近亲属，他们可以通过提取账户信息而不是直接提供账户来满足近亲属的咨询需求。
其次，在复制权层面，个人信息处理者应根据平台用户的要求提供请求范围内的个人信息副本。对于死者近亲属，可复制的死者个人信息范围应以怀念死者等“合法合法利益”为判断标准，部分涉及死者私人敏感生活的信息内容需要结合案件进行判断，避免过度披露死者的个人隐私。
第三，在更正权层面，个人信息处理者需要根据平台用户的要求更正账户中的相关信息。对于死者的近亲属，个人信息处理者只需要更改公开可访问的死者的个人信息，因为账户中非公开的死者个人信息不涉及“近亲属的合法和合法利益”。
第四，在删除层面，由于行使效果相似，个人信息处理者应根据平台用户或死者近亲属的要求删除账户中的个人信息，但删除并不意味着完全取消账户，死者近亲属无权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完全取消账户以实现删除请求。
“近亲属行使死者个人信息权的第一案”
由于近亲属有权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四十九条主张死者的相关个人信息权利，为什么在“郭等四原告与上海科技公司等四被告的个人信息保护纠纷”中，四名死者近亲属的诉讼请求没有得到法院的支持?
这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四名原告的请求是直接访问死者的生前账户。然而，《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五条规定，处理个人信息的基本原则之一是“合法、合法、必要、诚实”，这里的“处理”当然包括死者死后处理个人信息的活动。
鉴于四名原告要求直接访问死者账户，可能过度暴露死者的隐私和账户中可能存储的第三方个人信息，被告作为个人信息处理者，为原告获取死者个人信息提供了合理的途径。由于这种提供方式可以满足死者近亲属的“合法和合法利益”，显然没有必要采取“直接访问账户”这种更危险的行使方式。
综上所述，在“近亲属行使死者个人信息权第一案”中，法院并非不支持死者近亲属行使死者个人信息权的诉讼请求，而是不支持以“直接访问账户”的方式查阅和复制死者个人信息。具体情况赶紧跟着小编一起来看看吧!
2023.06.07 10:03:56
